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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昉:户籍制度的存在大幅度制约了城市化

    发表时间:2020-03-11 信息来源:www.leportico.com 浏览次数:795

     

    蔡芳:户籍制度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市化进程

    新浪财经新闻“新浪长安论坛”(共348期)近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主题为《中国城市化还能走多远》。

    以下是演讲的文字记录:

    1。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一个大国40年来一直保持着9.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2012年之前是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应该说,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其他国家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是这40年来世界上最快的。我检查了数据并横向比较,在160多个国家中,大约有四五个国家比中国快,但这些国家是非典型的,大多是最不发达国家。可以想象,许多居民只是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没有沐浴在所谓的“城市之光”中。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统计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几年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国际比较中,这个高度的位置是什么?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放缓。减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慢下来吗?我们已经到达一个新的阶段了吗?两天前,我在一个论坛上谈论城市化。我身后的一位演讲者在演讲中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城市化是分阶段的,在一定阶段肯定会放缓。让我们看看,58.5%的城市化率应该放缓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慢下来?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应该进行哪些改革和政策变革?我今天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从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开始。

    孔子说“四十不等于四十”,意思是一个人四十岁时就能理解。当我们的改革开放发展到40年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总结一些经验,从理论上概括这些经验,汲取中国的智慧,总结中国的计划。尽管我们不会把这些计划强加给其他国家,但总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此外,我们在做理论研究时不能为自己说话。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逻辑推理。我们还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努力观察中国经验在人类社会中的一般发展规律,总结中国经验理论与其他理论的比较。

    中国的经验能回答什么有影响力的理论?在这里,我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人。这三个人都没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表任何看法,因为两个人在看到中国崛起之前就去世了,但他们的理论影响了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并被广泛用于中国的研究。

    第一个是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晚年在美国任教。人们引用了他最着名的一句话,我将其总结为“偶然结果理论”,也就是说,这是人类行为没有事先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创造了奇迹,但这不是你的初衷,因为你走了一条你不想走的路,却在无意中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观察者,我们看到农民、工人、企业家和各级政府官员在改革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如果这个过程被认为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我认为它至少是一个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者。

    在理论上接受这种说法的人包括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教授和科斯教授,他们与王宁一起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他们都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这一意外结果假说的典型案例。从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我们的改革是否应该进行,以及如何判断改革的成败,归根到底是以“三个有利于”来衡量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唯一的最终标准。科学地审视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城市化在其中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丢掉所谓的“意外结果理论”。

    第二个是所谓的局部障碍理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切尼有一个理论,尽管它不是针对中国的。他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发展,会有许多障碍,但是如果抓住并克服几个主要障碍,经济就能够实现增长,而不管经济增长是否有其他基本条件。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后,我加入了一个研究团队,后来出版了一本非常厚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本书的主编之一是罗斯基。他的出发点是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切尼效应,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把握几个主要因素就足够了。当时,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图,也没有太在意。我最近又和他联系了。他说他在读研究生时研究过切尼的作品,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这一理论已经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中国不是一个全面的改革。有些东西被触动了,而许多东西却没有被触动。但所触及的障碍足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这个逻辑,有些学者,如黄亚生教授,说中国的一些改革很成功,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很成功,但改革进入城市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事实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自从我们从农村地区转向全面改革以来,我们的改革一直在推进。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他们所说的只是部分改革,那就不可能想象出这样的成就。因此,我认为这个理论把我们的经济体制和它的改革过程分开了,这在方法论上也是不正确的。

    第三,我称之为同质经济学。代表人物是保罗克鲁格曼教授,他经常来中国。他认为中国经济和教科书中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是一回事。它应该是一个没有双重经济结构的同质经济。因此,他不承认中国具有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没有看到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也不承认存在人口红利。由于这是一种新古典类型的增长,它肯定会遭遇收益递减。持续的资本投资肯定会导致收益递减。由于他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任何提高,因此判断中国经济增长无法持续并非奇迹。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批评亚洲的四小龙,然后转向批评中国。他煞费苦心地预测中国经济将会碰壁。他喊了很多年,就像一个小孩喊“狼来了”然而,事实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按照他的逻辑撞上墙,我稍后会告诉你。首先,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增长来源,即人口红利,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防止资本回报率下降。第二,我们有结构变化和资源再分配,这也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曾经是一个二元经济,经历着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而不是克鲁格曼假设的同质经济。

    2。从“退出”、“流动”和“进入”看改革和城市化

    当我们谈论改革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回顾和总结。首先,我们必须始终找到一个角度,尽可能按照更强的逻辑来总结改革进程。第二,我们希望将这一改革与中国的城市化结合起来,以便看到后者的重要作用。因此,从这一意图出发,我将把改革概括为三种行为,即三个阶段、三种形式。首先是“退出”。退出一个是指退出传统体系,同时退出低生产率部门。第二是“流动”。退出后,它可以流动。这不是辞职回家,而是企业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流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流动。第三是“进入”。流用于配置,在流中选择的新配置应该是更有效的配置。因此,进入就是在退出低生产率部门之后通过流动进入高生产率部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退出旧体系,通过流动性选择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体系。一方面,这一过程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更有效地利用了现有的生产要素存量,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实现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的配置越来越转向市场机制。在退出、流动和进入的全过程中,城市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我想从这些角度简单描述一下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化。

    农村改革是推动劳动力外流的第一推动力。40年前的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找到了生产带头人。前几年,他们还要求生产组长出具介绍信,因为他们太穷了,每年冬天村民们都要出去躲避饥荒,乞讨食物。只有当他们有介绍信时,他们才不会被视为盲人。但这一次,他们要求生产小组组长说,你想带我们为每个家庭确定生产配额吗?如果你因此入狱,我们18个家庭有责任把你的儿子抚养到18岁。他们当场写了一份合同,18个农民按下了红色手印,国家博物馆仍然保留着这份合同。尽管这些农民并不知道,但他们当时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奠定了基础,最终推进了长达40年的改革。

    从1978年开始,他开始冒险尝试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到1984年,它已在全国全面实施。随后,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哪些问题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作为劳动力,农民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盛行,农民不准退出。现在他们终于可以退出了,从那时起,农民可以控制和重新配置他们的劳动力。过去,当农民开始做一点家庭副业时,他们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如果他们想出去工作,没人会利用你。制作团队必须把你带回来。现在农民不仅能种植谷物,还能从事副业和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后来,它从农业扩展到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产品和渔业,然后乡镇企业突然兴起。农民可以在当地的非农业行业工作,所以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家园。后来,他们开始转移小城镇,然后转移到大中型城市,从大陆转移到沿海地区。今天的农民工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和工作。这个过程是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劳动力配置不断市场化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的增加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退出后,经历了一个克服流动中的制度障碍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逐步放宽了对农民工流动的限制,最初允许他们长途跋涉,允许他们将剩余农产品运往其他地方销售,并首次允许农民跨地区从事经济活动。然后我们允许t

    一些领域也有改革,即不断消除劳动力进入的制度障碍。过去,农民工被称为“盲流”,即所谓的盲流。虽然你可以流动,但你在这个城市不受欢迎。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经济波动。当经济状况良好,城市需要劳动力时,它应该对农民工更加宽容,允许企业雇佣一些农民工。然而,如果城市出现失业,首先要做的就是排斥农民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事情是作为周期性现象发生的。就连一些城市也会列出工作岗位,具体说明哪些工作岗位只允许本地注册劳工从事,哪些工作岗位只允许外来务工人员或没有户口的外国人从事,也就是说,把好工作和正式工作留给本地人,而外来务工人员或外国人只能从事边缘工作。当时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做“三个D岗”。只有危险、肮脏和苛刻的岗位才允许农民工进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虽然今天仍然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但总的来说,农民工理论上可以进入任何城市、任何地区、任何企业、任何所有制,甚至理论上可以进入任何岗位。

    从这张照片中你可以看到,目前大约20%的城市居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国人口的58.5%,已经由农民工组成。目前,4亿多城镇就业人口中有近40%是农民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鲜为人知。

    3。城市化和改革进程如何从实现人口红利中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正是通过这种退出、流动和进入的过程,中国有利的人口结构转化为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速度。我们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其中30年,即1980-2010年,正处于人口变化的特殊时期。

    如果人口分为两部分,持续增长的部分是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有工作,所以他们作为生产者的作用大于作为消费者的作用。还有非工作年龄的人,即15岁之前和60岁之后的人,他们的变化在这30年期间停滞不前,总数没有增加。这种剪刀差式的人口变化意味着什么?这体现在“少吃多生”的人口结构中,这使我们的社会负担减轻,更多的人能够就业和创造财富。因此,在经济学中,我们也称这个时期为“人口机会之窗”如果这些因素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它们可以被称为人口红利。

    在国际比较中,这是同期中国独有的。如果我们将1980年至2010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变化与整个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变化是独特的。其他国家的总体平均状况并不相同,也没有这种良好的人口变化趋势。因此,这是我们独特的人口机会之窗。

    如何将人口机会窗口转化为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率?当然,通过改革开放。具体而言,它指的是作为整体的资源再分配和制度障碍的消除而退出、流动和进入的过程。在过去的30年里,经济增长持续接近10%,这可以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来分解。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口红利所提供的大量劳动力的贡献。这很容易理解。我们还应该看到劳动质量的贡献。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特点,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口总是比那些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新一代人力资本肯定会比上一代有所提高。因此,当新的劳动力不断涌入劳动力市场时,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提高。我们曾经在这个过程中。

    至于如何理解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或者资本积累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当人口结构像剪刀一样变化时,这意味着人口的抚养比正在下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整个社会的负担很轻,人们可以储蓄剩余,从而形成高储蓄率。用储蓄投资形成了高投资率,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同时,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我们不会过早地遇到资本回报递减的现象。索洛增长模型假设劳动力是固定的,所以更多的资本投资会导致收益递减,但我们的劳动力不是固定的而是无限供给的,所以我们不会很早就遇到资本收益递减的现象。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白重恩教授估计,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就是它的来源。因此,资本积累的贡献也与人口因素有关。

    另一个是生产率的提高也与人口因素有关。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即大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非农业产业,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用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分解计算。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倍。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劳动生产率贡献了13%。第二产业的贡献为32%。第三产业的贡献是11%,加起来是56%,不是100%。另一部分既不是来自第一产业,也不是第二产业,也不是第三产业,而是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之间的流动和再分配。劳动力从农业向二级和三级生产的转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一分配过程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为44%,基本相当于各行业的总贡献。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这是我们过去快速增长的基础。克鲁格曼不理解也不承认这个过程。虽然他知道刘易斯是经济理论史上的一个人,而且刘易斯在他之前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不承认也不会用刘易斯的理论来理解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因此,克鲁格曼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陷入了不断预测中国增长来源枯竭并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尴尬境地。

    良好的人口结构带来了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如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人力资本的迅速提高、资本积累的加快和投资回报率的提高,而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这些因素放入一个描述增长的模型中,如生产函数,我们可以回溯性地预测,中国过去30年的潜在增长率约为10%。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虽然实际增长率波动很大,但平均也是10%。换句话说,有利的人口结构或人口红利使我们能够实现10%的增长率。这是我们在2010年前快速增长的源泉。

    4。从扩大就业的角度看共享发展与城市化。

    这样,我将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总结过去的改革过程,即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我将从另一个特殊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即人口红利。改革通过城市化、劳动力转移和扩大就业将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率。从这一过程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的扩大和劳动力的再分配,这自然带来一个自然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共享的。虽然收入差距在一段时间内扩大了,但这种扩大与许多国家不同。因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蛋糕越来越大。尽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社会中每个群体的收入都在增加,只是有些增长很快,有些增长很慢。如果t

    第一阶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这个阶段,不管这个行业发展得有多快,能创造多少新的工作岗位,我们都能获得稳定的劳动力供应。因为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我们可以用固定的工资持续雇佣这些转移的人口。这就是刘易斯模型告诉我们的。观察这个过程,我们也在慢慢改变我们的理解。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文章与一些同事争论,争论民工的低工资是否被剥削,他们是否为美国人工作,以及利润是否已经获得。现在,反过来,美国人以同样的方式批评我们,说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剥夺了他们的工作。但是,如果一开始工资就很高,我们的企业得不到利润,就不能发展和扩大,就不能创造这些就业机会。不会有这样的农民工,更不用说更高的工资了,但是他们会进入一个没有工作的状态。农业剩余劳动力意味着部分劳动力没有在农业中创造价值。如果在这个时候转移到非农业行业,他们挣的工资远远高于他们在农业生产中获得的工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的数量不断扩大,非农就业总收入的增加本身也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这是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刘易斯的收入分配模式。它还表明,经济增长具有共享性质。

    二期。2004年,我们遇到了劳动力短缺,这就是当时所说的民工短缺。起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现象和一个循环现象。最后,我们发现这是因为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作年龄的人不多了。当然,劳动力供给不足。从那以后,劳动力供给没有回到原点,一直处于短缺状态,工资自2004年以来迅速上涨。

    根据定义,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一转折点之后,并不是说没有劳动力,而是说必须提高工资以满足工人的需求。农民、农民工、低技能劳动力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此这些群体的收入在此时得到了加速。如果第一阶段是通过提高整体劳动力参与率从而提高工资总额来改善收入分配,那么现在是通过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来改善收入分配。这是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力市场作用的结果。

    第三阶段。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带来了一个现象,即随着劳动力的短缺,工人在市场中的讨价还价地位有所提高。过去,当一个企业需要招聘10名员工时,可能会有100多人前来申请。雇主不得不挑挑拣拣,有时甚至向村民求助。但是现在企业想招聘十个人,也许只有两三个人会报名。因此,这两三个人可以和他们的雇主谈论工资和福利。如果他们对会谈不满意,他们就不会来,或者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他们随时会换工作。这是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基础。劳动力全面短缺后,政府也逐渐加大了再分配力度。这一过程包括加快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如加快劳动立法。2008年,实施了三项与劳动相关的法律。还有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水平的调整频率越来越短,幅度也越来越大。此外,政府还在大力改善就业条件,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所有这些,作为一种再分配机制,进一步改善了收入分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加强,收入分配的改善速度显着加快。因此,我在许多年前就预料到了库兹涅茨转折点。现在我们可以真正看到这个转折点的雏形。例如,2008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和国民收入基尼系数都开始下降

    的原因是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城市对他们越来越不友好,但这不是一个整体现象。其他人说现在农村的条件更好了,他们想回去。我认为这也不太准确,因为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确实在改善,但农业收入仍然远远低于工作收入,不足以吸引他们回来。此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份额的下降是一个铁的规律。主要原因是出来的人不多,但是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回去。

    每年外出的农民工的主要来源是16-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包括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以及辍学者。这部分人口过去一直在增长,2014年达到顶峰。此后,这一数字开始下降,呈现负增长。显然,目前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其背后的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在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农民工增速放缓,农民工增量对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也大幅下降,近年来下降幅度很小。目前,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为58.5%。尽管城市化率似乎仍在上升,但如果进行实际计算,就会发现增长率在逐年下降。农民工是城市化的主要贡献者。为什么在农民工对城市化的贡献大幅下降后,城市化还能继续发展?

    我们使用人口数据进行分解,以了解一年内城市新人口的来源。首先,16%是自然增长。自然增长意味着城市人是自己出生的。其次,农民工占总数的26%。只要他们在城市居住超过6个月,统计局就将他们定义为城镇的永久居民。第三,那些搬到其他地方或转移到户口的人只占总数的5%。第四是所谓的户籍身份的局部变化,占53%。这是什么意思?正是因为县改市(区)、乡改镇、村委会改居委会,很大一部分人口突然从村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这些人可能没有改变他们的就业类型或离开他们的居住地,但他们立即成为公民。

    这个周末,我去了江苏省南通市的一个叫XYZ新村的村子进行研究。“新村”的含义是:土地已经基本被征用,只剩下少量的耕地。当地有很多企业和大量移民,远远超过当地人口。因此,3000多名当地村民没有外出工作。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事非农业产业,住在标准的建筑里,这个地方仍然被称为村庄。他们的身份仍然是村民,属于农村人口。根据目前国际上对城市化的定义,地方政府可以随时将他们转变为城市人口,这是地方的变化。事实上,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早已改变,不会有任何新的变化,因为改变注册方法。因此,这部分不是我们所说的资源再分配的城市化,而是一种后批准或规模变化的现象。真正有意义的城市化应该来自于流动人口的贡献,他们改善了收入分配和生产率。随着人口因素的转移越来越少,城市化开始放缓。

    当前城市化的放缓应该发生吗?应该是,中国将很快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目前的城市化率为58.5%,与高收入国家84%的平均城市化率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我们已经是一个中上收入国家,而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为65%,而且我们之间的差距也很大。此外,我们可以比较中国和一些相关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被比较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中国。同时,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低于美元,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高于中国,但还没有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些是我们将在未来几年赶上的国家。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比如2022年左右,跨越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因此这些国家是我们要赶上的目标。虽然其中一些国家的城市化率低于中国,但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总的来说,城市化率必然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与平均水平相比,我们仍有超过10个百分点的差距要缩小。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大国或典型经济体能够实现现代化,进入城市化率非常低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可以有自己的特点,事实上,我们也有鲜明的特点,但中国的城市化目标和结果不应例外。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推进城市化。

    6。城市化是高质量发展的焦点。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重大判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城市化的下一步也应该是高质量的城市化,这是我们实现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最重要的途径和重点。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对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更加高效、公平和可持续。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是如何帮助我们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的。

    首先,效率更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到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生产率。这三个要求的平行性和顺序性表明,首先,全要素生产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来源。第二,这两种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的再分配。过去,生产力在各行业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贡献了生产力增长的44%,因为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和农村人口的比例仍然很高,而且仍有降低的空间。这种减少是再分配,因此需要更有效的城市化。第三,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秒,更公平。更公平的源泉来自收入分配的改善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首先,只有劳动力市场更加发达,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就业更加充分,城乡收入差距才能进一步缩小。第二是更大的再分配,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自2008年以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和政府不断加大的再分配力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基尼系数的下降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我们称之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库兹涅茨绘制了一条倒U形曲线,表示收入分配随着经济发展先增加,达到峰值后下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转折点。尽管我们认为未来不会一路下滑,但无论是经济增长、城市化、全球化还是技术变革都不会自动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而收入分配必须得到相应的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城市化不仅有利于通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善收入分配,也有利于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

    第三个更具可持续性。如前所述,我们已经分解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这将在2010年结束。在2010年之前,经济增长来自资本积累的贡献、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分配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剩余的贡献,它们构成了过去的经济增长率。到2012年,经济开始放缓,因为今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人口变化,即工作年龄人口在今年达到峰值,从2011年开始出现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从下降转为上升。因此,我们遇到了人口变化类型的根本性变化,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不会很快增加。随着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人力资本的提高速度也随之放缓。劳动力短缺导致大量资本而不是劳动力,这将导致资本回报递减。因此,投资回报率将下降,资本的贡献也将减弱。虽然企业家不知道资本收益递减规律是什么,但他们知道,在过去,只要有资金,他们就会在他们投资的任何地方赚钱,但现在每个人都想给我钱,但我找不到可以赚钱投资的地方。由于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正在放缓,资源再分配的空间也在缩小,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自然会放缓。

    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已经开始脱离二元经济结构,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增长率将逐渐放缓,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回归平均水平”。这里的平均值是多少?我们可以假设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比如说3%,是平均值,也就是说,我们的增长率最终会回到3%。我们与世界上悲观估计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有潜力保持中高速增长,并且在2050年之前不会回到平均值。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回归平均值的过程中尽可能缓慢地降低潜在增长率,从而尽可能延长保持中高速的时间。

    如果深化改革,如加快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进程,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那么潜在增长率将显着提高。我们的模拟显示,尽管从长期来看,潜在增长率最终会下降,但更积极的改革可以减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并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中高速。这样,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050年到来时,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更高。无论如何,到那时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更高和更低的水平仍然不同。这是因为一些高收入国家刚刚超过美元,而其他国家高达8万至9万美元,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七。通过推进城市化获得改革红利

    我们如何通过推进城市化获得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应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尽管仍有潜力可挖掘,但我们必须通过改革获得红利。你说的改革红利是什么意思?这是真金白银的红利。这意味着通过这些改革,生产要素的供给可以增加,生产率可以提高,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使我们在未来有更高的实际增长率。更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更高质量的城市化。

    首先,从退出的角度来看。例如,在过去,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的退出依赖于激励,即在家庭承包制度实施后,农民自己决定生产要素的使用和分配。结果,生产力和产量突然增加,劳动力过剩变得明显,所以农民开始寻求外出工作赚钱。这一过程结束后,还有哪些因素会促进下一步劳动力的退出?没有太多的激励措施,因为它们已经可以自由分配了

    其次,从流动的角度来看。目前,农民工可以从农村流向小城镇、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甚至在部门和所有制之间流动,也可以进入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就业。但是有多少农民工垂直流动?在一个企业中,有多少人能升到高级管理层?或者你获得了城市居住许可并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这种流动仍然是水平的,垂直的社会流动尚未实现。未能实现这种垂直流动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很大潜力。

    第三,从入口的角度来看。目前,农民工可以作为劳动者进入任何地方,但他们只是农民工或民工。虽然他们居住在城市,并被统计为城镇常住居民,但他们没有城镇户口,享受不到与城镇户口人口完全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无法解决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问题以及子女教育问题。因此,他们不能成为稳定的劳动力供应商或稳定的消费群体。因此,应该促进农民工从劳动者身份进入城市。我的同事也做了分析。在不改变就业、增加收入和改变所有其他人口特征的情况下,只要获得城市居住证,农民工的消费就可以增加27%。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户籍状况给农民工带来了太多的担忧,使他们害怕正常消费。

    有人说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已经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所以没关系。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众多。像美国和日本那样将农业劳动力的比例降低到1%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上,我们真的看不出哪个发达经济体或高收入国家,无论大小,能够成为拥有大量农业劳动力的现代国家。目前,中国农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根据官方统计,农业劳动力仍占27%。我的估计没有那么高,但仍在17%左右。这意味着同一劳动力生产的附加值太小,其收入不能接近其他行业。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如此之低,收入又高于其他产业,唯一的办法就是实施保护政策,从而形成扭曲的农业。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下,农业显然不能例外。

    我们做了一个国际比较。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处于很高的水平。进一步观察表明,那些人均收入水平高于中国但仍处于中上阶段的国家,其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明显低于中国。我们不能想象中国会是一个例外,所以我们必须继续降低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我们现在观察到一个“生产率趋同的悖论”。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超过70%,城市化率超过17%。显然,当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低。随后,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实现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大幅下降。今天,它还不到20%,城市化率接近60%。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在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非常快。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型农业机械增加了两位数,这意味着农业机械化已经开始节省劳动力。然而,尽管这些因素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它们并没有导致农业和非农业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

    也就是说,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我们本可以预期农业劳动生产率会提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实现趋同或至少接近趋同,但这种预期趋同

    统计上,我们现在有两个城市化率。一个指标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目前接近60%。另一个指标是登记人口的城市化率,即真正获得城镇户口的人口比例仍然只有42%,仍然存在10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这反映出农民工进入城市是为了生活和工作而没有获得户口。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成为公民,因此他们对城市化的贡献只体现在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劳动力上,许多城市化的应有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真正的城市化,降低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来解决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再看看农业经营的规模。解决“三农”问题的“三农”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前所未有。然而,有一个事实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平均规模。1997年,中国农民人均拥有耕地面积为0.67公顷,10年或20年前或10年或20年后保持不变。世界银行将平均家庭规模小于2公顷的农民定义为小土地所有者,而中国农民的经营规模仅为这一“小土地所有者”标准的三分之一。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其经营规模小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中国农民的平均土地面积只有巴基斯坦的1/5,印度和日本的一半,法国的1.5%,美国的0.4%,英国和巴西的不到1%。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如此小规模的农业。在这样的规模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可能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二、三级生产的水平。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要真正转移农民,就必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我们对农业规模经营重视不够,这个问题应该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相关政策,通过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来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

    责任编辑:梁滨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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